我是在新中國70年的前進腳步中成長的。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年我上了小學。高中二年級時父親早逝。40歲的寡母拉扯我們兄弟三人，家庭頓陷困境。是國家助學金使我完成了5年大學的學業。這是黨的恩情、共和國的恩情。
1967年我大學畢業，1970年初分配到內蒙古平莊礦務局元寶山煤礦工作。近50年來，在煤炭行業這所大學校中，我看到了礦工們流汗奮斗的奉獻，也目睹了礦工流血犧牲的種種讓人揪心的場面。礦工的不易與偉大、煤炭事業的艱難與光榮就是銘刻在我心靈上的一個烙印。煤礦使我受到了教育，得到了歷練，鑄就了歷久彌堅的煤炭情結。為了報答礦工，貢獻于煤炭事業，我選定一條特殊的回饋煤炭行業與礦工的門徑，這就是利用業余時間和自己的歷史知識，搜集整理煤炭資料，逐步編寫出中國煤礦史，為煤炭工業樹碑，為礦工立傳。這是我的初心，也是自己應予擔當的責任與使命。
1981年，煤炭工業部部長高揚文倡導和決定編寫中國煤炭史。他認為中國這樣一個產煤大國，像煤炭這樣歷史悠久且工作苦但貢獻大的行業，沒有一部專門史書是不行的，這不利于樹立干煤炭的光榮感，也不利于提升發展煤炭工業的凝聚力、自信心。當年8月份，他到平莊礦務局考察露天煤礦建設。我作為局里的接待人員，與他自然就有了接觸。當時的情況如他所寫的那樣：“1981年我出差到內蒙古平莊礦務局，遇到吳曉煜同志。他在大學是學歷史的，又是一個熱心研究煤炭歷史的人，憑著自己的勤奮，搜集一些煤炭歷史資料，并陸續以短文發表在礦區小報上。我和他談起編寫煤炭史的問題，一談就合，相約共同努力，完成這個不曾被人注意、做起來又很困難的工作。”這位全行業的統帥對我這個基層小人物的鼓勵與提掖，使我感到責任重大，增強了信心。
很快，部里來函把我借調進京，任中國煤炭史編委會委員和《古代煤炭史》編寫組負責人。這份開拓性的工作，我和另外兩位同志咬牙干了兩年多，不是蹲在北京圖書館古籍部，就是到各礦區搜集資料。1983年編寫出《中國古代煤炭開發史》，1984年出版發行。中國從此有了煤炭史專著，填補了空白。
此后調到煤炭部政策研究室工作。我繼續搜集史料，堅持業余進行煤礦史研究。十幾年中先后發表了二三百篇煤史文章和幾篇論文，出版了《煤史鉤沉》《中國古代詠煤詩》《礦業史事雜俎》《中國煤炭碑刻》《中國煤炭史志資料鉤沉》《名人與煤炭》等煤炭歷史著作。
2004年我退休后擔任煤炭史志工作委員會主任，在盡力推動煤炭行業寫史修志的同時，于2011年出版了《中國煤礦史讀本（古代部分）》《煤礦民間傳說與風俗》。
2012年，中國煤炭工業協會主動擔當牽頭煤炭二輪修志的責任。成立了文獻工作委員會和《中國煤炭工業志》編委會。聘任我為文獻委副主任、編委會副主任和總纂。當時我68歲，體力下降，工作難度很大。但這是組織上對我的信任，是煤炭行業的召喚，作為黨員必須無條件完成任務。這是責任、也是使命。于是我和同志們難中求進，全身心地投入到煤炭史志事業中來。在協會的有力領導和部署下，在會長王顯政、黨委書記梁嘉琨及分管副會長的關心支持下，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，調集人員（3人），募集經費（我自己也有捐贈），制定工作方案，下發文件，很快煤炭行業二輪修志工作全面鋪開了。這期間召開了三次200人以上的大會，二次研討會、三次座談會，制定了規章制度與修志規范，開辦了“煤炭史志網”，編印《煤炭史志簡訊》，印發了《修志指要》等大量修志培訓資料，開展各類宣傳與培訓活動。修志工作成為煤炭工業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經過五年多行業上下的共同努力，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煤炭工業志書體系，包括省級煤炭志、專業煤炭志、煤炭企事業單位志三個系列。煤炭行業修志碩果累累，編纂了各類史志著作近800部。充分展示了中國煤炭工業獨特而浩大的文化成果，傳播了煤炭智慧、煤炭經驗、煤炭精神。這是煤炭工業重要的文化資產，是價值無限的文化寶藏，是推動煤炭工業不斷前進的軟實力與正能量。
在2018年，設立了煤炭史志館，使辛苦搜集到的3000多冊煤炭史志著作納入館藏、永久保存，傳之后世。同時組織編纂《中國煤炭史志著作總目提要》。2019年5月13日，在北京召開了煤炭工業二輪修志工作總結會。表彰了先進個人與集體，舉行了《中國煤炭工業志》首發式和“煤炭工業史志館”揭牌儀式。在會議的熱烈掌聲中，我和大家一樣感到欣慰。
正是黨旗的指引、煤炭行業的熏陶、礦工的哺育，使我能夠在有生之年，做了一點微不足道的工作。我常常覺得自己為祖國、為煤炭行業、為礦工做的還不夠。我認為，人退休了，黨員的義務與責任不能推卸；年齡大了，對自己的要求不能降低；史志工作雖然枯燥繁瑣，但為煤炭工業、為礦工寫史修志，樹碑立傳的使命、初衷不能變。
我擬了一副楹聯以自勉自勵：
自勵自省，執著守望，莫道凈寂非勝境；
亦勤亦慎，求近追遠，須知修史是善業。
我在歌曲《新時代修志人》的歌詞中寫道：
“不忘初心鑄國魂”“牢記使命齊發奮”
“直筆著青史，血汗化雄文”“書卷立豐碑，佳志傳古今”。
